党建之窗
强国一代有我在，奋斗青春最幸福——中国面壁者（二）
国家级实验装置神龙二号，是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（转自中青报）
80后山沟人
真正了不起的人，都深藏不露。一切伟大的事业，也是如此。
从绵阳出发，目标川北某县。一路上的蜀地山水，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绿，汶川特大地震时滚落的巨石与险坡依稀可寻。
再往前翻过几重山，才能进入某研究所职工周一到周五的集体宿舍。科研生产地点还要再走数公里的山路，他们是“实打实的山沟人”。
而这儿，只是中物院人嘴里的“老点”之一，年龄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“老点情结”。
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启事，前来勘察。到绵阳走了一批，到县里又走了一批，剩下的，发现到县城后还得往山里再走好几十公里，又有一批忍无可忍地回头离开了。
该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涛，属于逆流而上最终留下来的人。这位北大博士有一张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国字脸，嘴唇抿得很有力，自带一股遗世独立的正气。
一年365天，法涛和他的同事起码220多天都远离家人，工作在大山深处。
每个周五，天擦黑了，下班出山的大巴，首尾相接，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里蔚为壮观。
任务来了，很多人几个月不能离沟。回家，是这里最美的词。所以，法涛的微信头像就是婴儿的脸部特写：宝贝的小嘴微张，似乎在说，“快来爱我吧，爸爸”。
这些喜欢逆流而上钻山沟的80后技术骨干和室主任们，每个人都有炫目的文凭，都有广阔的国际视野，选择钻入这崇山峻岭，为什么呢？
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，后来在加州理工师从一位物理界的诺贝尔奖得主。
他是浙江人，本想去上海。一所的吴所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人生：“这是一个核武器二次创业的机会，你来不来？”
去年10月，他带着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国，扎进了绵阳这座西部科技城。
位于绵阳的中物院大概适合各种不适应世俗的“呆萌”。这里可以避开大城市病——手机上班就被锁，没有什么芜杂信息干扰，开的车、住的房子都还不错，想生老二也毫无经济方面的担忧。复旦博士杨志剑说起同学在上海，忙碌的工作节奏和紧张的生活压力下，不敢生孩子，不能把老人请来身边——立刻获得很多同事的赞同。
这些凡俗的原因，是九院年轻人留下来的口头理由：“我们这里房价不太高，买得起大些的房子，幸福指数很高”“衣食无忧，后顾无忧，可以专心做科研”。
当更进一步走近他们，就能发现博士们选择这里的决定，或许来自别样的触动。
聚集在科研的“天堂”
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。当时，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，周围很静只有涛声。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——
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，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。黑暗中，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，马上关了。可没想到，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。
徐晨流着泪想：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，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，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。
她在船上决定，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。如今，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，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。
七所的王欢，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。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，大地震、奥运会。有一天，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：“恭喜你，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，你知道他们叫什么？”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。倒是这个“老外”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。
“在欧洲，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。没有太多激情，没有波澜壮阔，一眼能看到天边。”王欢来到绵阳，所长尊重他：去成都基地，还是去沟里？“既然来了，就去沟里吧”。
南开本硕博9年，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，虽背靠大山，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“传说”嗤之以鼻。
受经济不景气影响，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，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。“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，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～5万美元。导向不是很清楚吗？”
真想搞科研，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“天堂”。
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“归去来”的故事。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，5年后，他去复旦读博，再去香港工作。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，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，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。他又回来了，“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，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”。
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：高校老师想做实验、拿数据，都要排队找设备、借地方，而在他们这里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、最棒的实验室，不需要排队等、费劲协调才能用！
不可避免地，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。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，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，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。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，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，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。
“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这里肯定不适合。”张龙说，但你想搞点事、干事业，就不需要犹豫。
（来源：中国青年报）